近年来，东亚与西亚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展现出良好的合作态势：丝路基金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携手投资迪拜光热电站；韩国积极参与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太阳能与风能项目；日本助力沙特NEOM氢能城市建设，推动沙特“2030”愿景的实现；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与中国南方电网联合投资中亚大型风电项目。

然而，亚洲能源转型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发展战略差异、资金与技术瓶颈、产业协同不足等问题，成为制约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东亚与西亚国家的互补性优势，进一步拓展能源转型合作空间？如何有效动员东亚、西亚的主权财富基金，助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转型？这些问题亟待各方共同探讨与解答。

3月27日上午的博鳌，阳光明媚、绿意盎然。来自各方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出席“携手促进亚洲能源转型”分论坛，聚焦亚洲绿色能源转型这一全球性重要议题，旨在探讨亚洲地区在能源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波浪式上升的态势 

能源转型已经成为全球的必然选择。保尔森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亨利·保尔森在演讲中指出，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全球能源市场的格局。欧洲在冲突后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得不加速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能源成本有所下降。美国则通过实现能源独立，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占据了显著优势。在此背景下，能源安全和能源供给的稳定性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然而，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的进展整体放缓，甚至在某些关键领域出现了倒退。这主要是由于各国在气候资金分担和行动优先级上存在显著分歧。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能源转型进展非常重要，但是当前来讲其实不容乐观。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国家将重心转向军事行动，这使得应对气候变化陷入进展放缓的局面，具体来看，战争期间产生的碳排放没有得到充分核算，导致碳排放数据可能被低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不得不考虑能源供应的稳定性，无法将二氧化碳问题放在首要地位。

世界气象组织（WMO）确认，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高出约1.55摄氏度。此外，IPCC的研究表明，全球气温可能在2030年代初提前突破《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升温阈值。中国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强调，气候危机的紧迫性要求全球加快能源转型。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已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危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但在亨利·保尔森看来，能源转型步伐短期内可能放缓，但长期轨迹清晰。能源转型是全球历史上最艰难、最复杂、最昂贵的经济转型，已取得重大进展，应保持对未来进展的信心。

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周小川认为，未来气候行动的推进可能呈现波浪式的发展态势。这是由于经济增长、能源需求、科技发展以及全球合作等诸多因素都存在不确定性。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未来需要在机制建设、科技发展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其中，机制建设和科技发展方面的合作尤为重要，这比单纯依靠觉悟更能为气候行动提供坚实支撑。

亨利·保尔森认为，加快能源转型的关键在于建立能够释放数万亿资金的私人资本激励机制，减少私人部门投资风险，开发新的融资模式，支持新兴市场项目。

亟待各国加强合作

共同促进亚洲能源转型，需要加强区域内各国合作。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海良提出，应整合区域内的多边金融机构、国际银团、政策银行、商业银行和行业基金等，探索属地化、区域化、全球化融资相结合，激发绿色金融合力，助推绿色低碳转型。

沙特与中国在能源转型中的合作是区域内合作的典范。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穆罕默德·阿布纳扬指出，沙特与中国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沙特实现脱碳目标，也为中国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支持，同时，中国的技术和创新能力为沙特的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

除了加强区域内合作，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还需要全球合作。亨利·保尔森强调，中美在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至关重要。他指出，全球能源需求仍在持续增长，尤其是来自中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下一代算法等新兴领域的能源需求。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一些挑战，但保尔森指出，两国在能源转型领域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稳定的双边关系对于全球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建议，中美两国应携手开发突破性技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自然灾害。

“能源转型不仅是挑战，也是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机会。”亨利·保尔森说。

撬动各方资本积极参与

在亚洲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遇到的挑战中，资金供给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据专家估算，每年约需投入4万亿美元的资金，才能确保能源转型的顺利实施。在此背景下，创新融资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何推动主权基金及各方资本的参与，为能源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成为分论坛另一项重要议题。

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杰提出，应设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零碳转型基金，用于支持亚洲各国在能源、建筑和交通领域的零碳转型项目。

香港所处的特殊位置，使得香港证券交易所能够连接国家的能源转型机遇与资本市场。“港交所已经成为许多中国新经济公司的首选上市地，这些公司可以从国际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同时还推出了多种绿色金融产品，如绿色债券，与可持续发展挂钩产品、投资基金等。”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翊庭称。

面对能源转型庞大的资金缺口，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郭向军指出，填补这一缺口仅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还需要民间资本和主权财富基金加大投资力度。

郭向军指出，未来将加强与其他主权财富基金以及新能源企业的合作，尤其是中东和中亚的主权财富基金，此外，还要将能源转型纳入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并持续完善碳排放和碳数据跟踪分析。

厚朴投资董事长方风雷也认为，解决资金缺口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结合，特别是发挥私人资本在并购中的作用。他提到“激进投资者”（activity investment）在推动行业整合和提升效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建议政府鼓励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路径，避免将意识形态置于市场规则之上。

养老金注重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和长期风险，契合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及绿色项目长周期特点，也是能源转型领域的重要融资力量。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金荦称，中国社保基金会增加了对清洁能源的直接投资，例如2024年投资云南新能源股权投资基金，且在二级市场投资策略上作出调整，2022年增设可持续投资和战略新兴投资策略组合，还增加了可持续投资条款，把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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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鳌亚洲论坛微信公众号